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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和耀邦同志
1952年夏季，胡耀邦接到来自中央的召唤，原本预定他将前往新组建的建筑工程部任职。然而，当时的团中央书记冯文彬即将离职，刘少奇因此向党中央推荐了胡耀邦、陈丕显和谭启龙三位候选人，他们都具有丰富的青年工作经验，曾多次担任关键的青年团工作。
陈丕显的青年团工作始于1929年，他不仅在福建参与创建共青团，还曾在中央苏区和抗战时期担任重要职务。谭启龙也自1928年起参与共青团工作，历任永新县西北特委书记等职。胡耀邦则自1930年加入共青团，后转入中国共产党，并在苏区时期与陈丕显共事，共同推动青年儿童工作。
胡耀邦的青年团工作经历特别丰富，在中央苏区儿童局中有显著表现。他不仅在地方团组织中活跃，还代表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参加了1949年新中国第一次政治协商会议。
毛泽东对胡耀邦的任命持有特别的看重。在多个候选人中，最终选择了胡耀邦，这一决定不仅考虑了他的青年团经验，还考虑到其他候选人的当前职务对于地方工作的重要性。陈丕显已在上海市委担任重要职务，而谭启龙则负责浙江省的日常工作，他们的位置一时难以替代。
毛泽东对胡耀邦的评价和期望极高。在一次会面中，毛主席询问胡耀邦是否敢在知识分子面前演讲，胡耀邦坚定回答的自信和决心，赢得了毛的认可。毛主席还专门指导胡耀邦，强调了学习和教育的重要性，尤其是在新时期下青年的教育和健康发展。
刘少奇也对胡耀邦有高度的评价和期望，他认为胡耀邦年轻、有广泛的组织经验和良好的人际关系，非常适合担任团中央书记。
1952年夏季，胡耀邦主导了一次重要的会议——青年团一届三中全会。在会议中，团中央书记处进行了扩大和改选，新增了多位书记，其中包括廖承志、蒋南翔等，这一行动强化了团中央的领导力和执行力。
会议的焦点之一是加强党委对青年团的领导。胡耀邦在讨论中提出，青年团的活动和任务应紧密围绕国家的需求进行调整和规划。他用太阳系的比喻形象地说明了青年团与党的关系——青年团应当像地球围绕太阳一样，围绕党的领导旋转，确保每项活动都与国家的大局相符合。
1955年，随着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推进，胡耀邦把视角转向了广阔的农村地带。党中央的一项重要指示——关于垦荒、移民的初步意见，为青年团提供了新的行动方向。胡耀邦认为，垦荒不仅是解决食品安全的战略举措，更是青年力量的展示平台。他指示团中央迅速制定并下发《关于响应党的号召，组织青年参加垦荒的几项意见》，这一政策很快在青年中间引发了积极响应，许多青少年纷纷报名参加。
胡耀邦对于青年的工作不仅仅停留在口头上的号召，他亲自到访北大荒，那里的垦荒条件极为艰苦，但胡耀邦不畏艰难，与垦荒队员们一同下地劳动，体验他们的生活。他在垦荒队的生活中展现了领导者的亲民形象，与队员们共吃稀粥、黑豆，甚至亲手抓着黑豆吃。
此外，胡耀邦还大力推动了青年团的宣传工作。从1953年开始，他确立了团中央宣传部、中国青年报社等单位的负责人定期到他家进行“碰头会”，讨论如何通过报刊杂志等媒介更有效地与青年交流。胡耀邦认为，报刊的内容应该富有趣味性，能够吸引更多年轻人的注意，因此提出了许多关于生活、文化乃至个人成长的主题。
1954年，胡耀邦作为团中央书记的身份首次踏入团中央大院，那时他已经积累了丰富的革命经历和领导经验。此前，他曾是川北区党委书记兼行政公署主任，更在革命岁月中经历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考验。
胡耀邦个子不高，留着平头，身形稍显瘦弱，但无论如何，他的精神面貌和气质却是那么地引人注目。在团中央还未建成礼堂的时代，胡耀邦在晚饭后的院子集会中接见干部，站在水池边，他的站姿平易近人。
胡耀邦的管理风格是开放而民主的。他在团中央的第一次干部会接中，就明确表示不希望干部们使用官衔来称呼，而是要以“同志”相称。这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无疑是一种刷新人心的做法。胡耀邦鼓励干部们如果发现他工作中的任何不足，都可以直接提出批评，甚至可以向更高的中央层级反映，这种开放的态度极大地增强了团中央内部的沟通和团结。
胡耀邦的这种人性化的领导方式，使得他在团中央的影响力迅速扩大。从书记处的高级干部到食堂的大师傅，甚至是门卫室的老人，都习惯称他为“耀邦同志”。
除了在内部管理上的创新网上配资平台排行，胡耀邦还积极推动团中央的对外交流。1956年11月11日，他参与了为日本青年团协议会代表团及日本青年与妇女访华代表团举办的欢送酒会。此外，1957年5月的共青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胡耀邦与苏联共青团书记米恰斯奈特的握手，也成为了国际青年交流的一个重要瞬间。
